商王武丁時代，是殷商王朝的鼎盛時期，史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而考古發現也顯示，彼時的晚商文化分布范圍東幾近海、西抵陜西寶雞一線、北至河北保定、南可達江西新干。
殷商的強盛，離不開武丁的南征北戰，根據對甲骨卜辭的統計，武丁在位時征服了近80個方國和部落，其中既有土方、羌方等宿敵，當然，也有一個特殊的存在：鬼方。
鬼方在先秦文獻以及卜辭和金文中屢屢出現，其中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莫過于「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也正是隨著鬼方的臣服，武丁徹底扭轉了「殷室中衰，諸夷皆叛」的不利局面，開創了「武丁中興」。
被打服的鬼方則成了商朝的忠實「迷弟」。商王在占卜時，不僅十分關心鬼方的禍福，祈求鬼方得到上天保佑（甲骨卜辭：貞鬼方、昜亡禍；王勿從鬼。貞王從伐巴，帝受佑），而且還派遣鬼方出兵攻伐宿敵羌（甲骨卜辭：乙巳卜，賓，貞鬼獲羌）。
此后，鬼方首領還受邀前往商都參與商王的祭祀活動，并為商王獻上貢納捕獲的羌人俘虜，更有鬼方的族人擔任商王朝的高級官職（甲骨卜辭：丁卯，貞王令鬼、丙剛于京）。
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辭中再未出現征伐鬼方的內容，說明鬼方和商王朝的關系已經十分融洽。
然而，如此重要的方國，卻因記載的語焉不詳，留下了諸多的謎團，鬼方到底是什麼人，為何以「鬼」為名，鬼方又究竟在什麼地方？
最早關注到鬼方的，是民國學者王國維先生，他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大膽推測鬼方是「其族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時入侵暴中國」的游牧族群，戰國以后被稱為匈奴。
此后，更多學者根據「鬼」這個稱謂，認為鬼方必是異種之人，所以華夏采用「鬼」這個蔑稱來指代它。
而至于鬼方的地理位置，史書只有十分模糊的描述，如《山海經》說「鬼國在貳負之尸北」，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如此看來，鬼方的地望大體在商朝的西北方向，與周國和羌毗鄰。
難道鬼方真的是生活在華夏西北一帶的游牧族群嗎？考古發現揭開了謎團。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陜西省清澗縣李家崖村發現了一處青銅文化聚落遺址（命名為李家崖文化），范圍涵蓋了清澗李家崖、清澗辛莊、綏德薛家渠以及晉西北的柳林高紅遺址。
經碳14測定，判定年代為1030±80BC，樹輪校正年代為1245±145BC，即年代為商朝晚期。隨著發掘的深入，考古工作者有了更重磅的發現。
在李家崖古城西城墻T1第三層出土了一件三足甕，殘口沿的沿面上刻有一個字符，經過釋讀，與甲骨文「鬼」字寫法一致。
「鬼」字的發現透露出兩點重要信息：第一，李家崖文化的時代、分布地域與商周之際鬼方的盤據地望吻合，顯然這里就是傳說中的「鬼方」；第二，「鬼」字陶文的出現說明，「鬼」原本就是自稱，而非華夏對他們的蔑稱。
事實上，從甲骨文「鬼」這個字的構字來看，很像是一個人戴著面罩僅露出眼睛。《山海經》就稱鬼方為「一目國」，如果「鬼」是李家崖文化先民的自稱，那麼這個名字應該來自對自身獨特裝束的象形描述。
除了「鬼」字陶文外，李家崖文化還發現了大量與商朝甲骨文、金文字體相同的文字和數字，這就徹底排除了鬼方是匈奴先民的可能，因為眾所周知，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蒙古國發現的匈奴墓葬中，也均未見匈奴使用過早于漢代篆書的文字系統。
那麼鬼方究竟是什麼人呢？
考古發現顯示，已知的李家崖文化聚落遺址均為晚商時期，進入西周時期的李家崖文化聚落遺址未見報告，而出土的也都是殷商式青銅器、陶器以及仿制品，在變化過程中，變化方向和變化幅度與殷墟的同類器物相同，在制作工藝及技術上絲毫不亞于殷墟出土的同類器物。
由于商代青銅器本身帶有極強的政治屬性，在青銅原料匱乏的陜北地區發現如此數量眾多且工藝精美的殷墟同款青銅器，說明鬼方的器物由殷墟核心區直接輸入，印證了甲骨文中鬼方和商王朝的融洽關系，并且在被武丁征伐以后，鬼方對殷商的臣服遠比其他服國更為忠誠。
從固定的居地和對商文化的全盤引入來看，鬼方其實是生活在陜北一帶早期華夏先民的一支，在考古學文化上落后于中原地區，直到商朝大軍的到來，鬼方跨越式進入了青銅時代，并自此成為了商文化在陜北的擁躉。
武丁耗費三年時間勞師遠征一個世居陜北的部族，其最初用意已經不得而知。但鬼方的臣服，卻為商朝制衡西周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武丁以后，商朝的軍事重心調整為東方的東夷，也正是隨著這一戰略的調整，周原的周國趁勢崛起，周國的勢力一度東進至晉南的黎國。
周武王繼位后，更是利用商朝主力大軍遠在東夷，國都空虛的機會，以迅雷之勢兵渡黃河，發起了對商朝的滅國大戰。
面對周人的突襲，紂王在緊急征調軍隊防御的同時，其實還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事：石北方。
據《史記》記載：「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周武王之伐紂，并除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這段記載在過去常常被人忽略，但問題在于，在武王伐紂的危急時刻，紂王為什麼會派熟悉西垂事務的蜚廉去「石北方」，「石北方」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山東大學考古學者路國權在對李家崖文化研究后得出如下結論：「‘石北方’」應是‘使鬼方’，商周鼎革之際蜚廉因善走和保西垂的經歷出使鬼方，目的可能是聯絡鬼方從背后牽制周人」。
鬼方毗鄰西周腹地，如果趁著周軍主力東出而攻打鎬京，那麼后院起火的周武王必然率師回援，如此以來紂王成功翻盤也不是沒有可能。
但出乎預料的是，周人策反了包括微子啟在內的殷商貴族，結果原本兵力占優的紂王大軍因為貴族的倒戈土崩瓦解，牧野之戰僅僅進行了一天就結束了，這也讓「蜚廉為紂石北方」失去了意義。
商朝覆滅后，鬼方究竟有什麼軍事動向已經不得而知。但回過頭來的西周，發動了對鬼方最猛烈的征伐。
陜西岐山禮村出土的西周小盂鼎銘文記載：「王命盂以□□伐鬼方，□□□馘□，執酋三人，獲馘四千八百又十二馘，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匹，俘車卅輛，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小盂鼎記載的這次戰役，僅俘虜人數就多達1萬3千人，劫掠數量之大，戰/爭的激烈程度僅次于武王伐紂和周公東征，從俘獲的大量牛羊來看，周軍已經攻破了鬼方的都邑。
要知道，春秋以前的戰/爭通常是伐國不滅祀，即使是武王伐紂這種改朝換代的戰/爭，也采取了「立王子祿父（武庚），俾守商祀」的懷柔舉措，縱然武庚后來發生叛亂，西周依然分封宋國給殷商遺民。
但對于鬼方的處理，西周卻采取了毀壞城邑、俘虜首領、劫掠子民、掠走財物的毀國滅跡手段，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商朝覆滅后，李家崖文化也隨之消亡。初興的周王朝對鬼方的憤恨，或許正是源自多年來鬼方對周原腹地的襲擾和牽制。
